就当时的民族史观来说,我们对于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应该有了明白的判断,郭沫若说“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,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,他们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”,而又几十年后的我们当读到这篇短文时,有了自己的理解。崇祯作为一位刚愎自用的君王,在王朝的末期苦力支撑,他有自己的历史使命,他的煤山之吊就是对于民族的贡献,而牛金星虽然作为大顺的丞相,决策的制定者,后期昏招频出,但这却依然不足以将整个民族的悲剧归罪于他一己之身。